国际象棋传奇世界冠军 Garry Kasparov 写过很多书，主要是关于国际象棋。去年 5 月，他写了本关于机器智能和人类创造力的书《Deep Thinking》，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意识到，在认知、农业和工业革命之后，物种面临着一个新的，甚至更重大的变化，这是由人工智能带来的。
国际象棋前世界冠军有资格出版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吗？当然。去年他在 TED2017 讲述了 20 年前与 IBM 深蓝计算机那场比赛，世界冠军败给机器成为标志性事件。国际象棋是人类和机器智能发生冲突的第一个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智力领域，是我们在无数其他领域所面临的范例。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们很好地研究了人工系统中国际象棋智能的发展，并利用这个例子来推断其他正在经历类似挑战的人类活动领域。
Garry Kasparov 站在人工智能国际象棋实验的最前沿，在这本书中他生动地描述了与机器的初次邂逅，以下是节选：
我（Garry Kasparov ）在 1983 年就有了电脑，不过当时我没有和它们下棋。英国本土的电脑公司 Acorn 赞助了我在伦敦与 Viktor Korchnoi 的比赛。欧洲各地的企业、业余爱好者和其他早期采用者都在为最初几代家用电脑支付大笔费用。我赢得了比赛，让我有机会在第二年与 Anatoly Karpov 进行第一次世界冠军比赛，还获得了一个 Acorn 家用电脑。
对我这个来自苏联的人来说，拥有一台电脑似乎有点像科幻小说。首先，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国际象棋，只剩下很少的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其次当时的苏联仍然是研究机构之外的计算机荒漠。Stephen Gary Wozniak 在 1977 年设计出了 Apple II，而直到 1983 年才在苏联出现了一个克隆品 AGAT，然后慢慢地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学校中出现，但对大多数普通公民来说太贵了，大约是苏联月平均工资的 20 倍。就像大多数苏联的山寨技术一样，与已经问世 6 年的电脑比，它实在算不上好。美国的 BYTE 杂志在 1984 年写道，「AGAT 在今天的国际市场上是没有机会的」。
当时个人电脑革命在美国已经如火如荼。那些东西很昂贵，但是对中产阶级来说是很容易得到的。非常受欢迎的 Commodore 64 在 1982 年 8 月发布，标准设置的 IBM PC XT 在 1983 年初问世。到 1984 年底，超过 8% 的美国家庭拥有一台电脑。相比之下，我带着比赛赢得的 Acorn 降落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时候，这个人口超过 100 万的地方，个人电脑数量才终于实现了 0 的突破。
我想说的是，第一次接触电脑是一个变革的时刻，但当时我有点忙。我的表兄弟姐妹和朋友们最常用着我的 8 比特的 Acorn 玩电子游戏。其中一个尤其改变我对电脑和生活的认知，但这不是个象棋游戏，而是一只移动的绿色小青蛙（下图）。
1985 年的一天，我收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包裹，他叫 Frederic Friedel，是德国汉堡的国际象棋爱好者和科学作家。他给我寄了一张漂亮的纸条和一张软盘，里面装着几款电脑游戏，包括我最喜欢的 Hopper。我承认，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把大部分空闲时间都花在了玩 Hopper 上，并创造了越来越高的的纪录。
几个月后，我去汉堡参加了几次活动，包括计算机模拟，拜访了 Frederic 在他郊区的家，见到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十岁的马丁和三岁的汤米。Frederic 迫不及待地想让我看看他自己电脑上的最新动态，我完全掌握了他给我的众多小游戏之中的一个。
我说，「你知道么，我是巴库玩 Hopper 玩得最好的」，我也没提在巴库并没有人跟我竞争。我已经得了一万六千分，然而这个惊人的数字竟然没能让他惊讶。
Frederic 只说，「很不错，但这在这所房子里这还不是分数。」
「什么？你能打败我吗？」
「不，不是我。」
「啊，好吧，马丁一定是电子游戏高手。」
「不，不是马丁。」
当我意识到 Frederic 脸上的笑容时，意识到这家人之中的 Hopper 最强者只是个三岁的孩子，我当然很怀疑，「你不能说是汤米！」
我的担心被证实了，当 Frederic 把小男孩带到电脑前，让他坐在我们旁边，游戏开始了。因为我是客人，他们让我先走，我达到了个人最好成绩，一万九千分。
我的成功是短暂的。汤米的手指移动速度快到模糊，很快就到了三万分。
玩 Hopper 输给一个小男孩比在国际象棋上输给 Karpov 要容易得多，这给了我思考的机会。我的国家将如何与在西方长大的一代计算机天才竞争？我是苏联主要城市里少数几个有电脑的人之一，却被一个德国小孩轻而易举地超越了。
所以当我在 1986 年与电脑公司 Atari 签订赞助协议时，我选择 50 多台他们最新的机器作为回报，在莫斯科建立了苏联第一个青少年计算机俱乐部。我继续为俱乐部提供硬件和软件，它成为了许多有才华的科学家和业余爱好者的中心。
他们经常会给我一些他们想要的设备清单，当我回来的时候就像圣诞老人送礼物一样。和那些欢迎我回家的国际象棋迷们混在一起，电脑专家们希望我能设法找到他们的愿望清单上的项目。我甚至还记得在机场曾经被大喊着，换作是今天的话足够引起安保注意了，他们喊的是，「Garry！你带回来 Winchester 了吗？！」这是当时的一个令人垂涎的硬盘驱动器。
Frederic 和我也谈论了电脑对职业棋局的潜在影响。企业正在迅速地采用个人电脑来处理电子表格、文字处理和数据库，所以为什么在国际象棋上不能这样做呢？这将是一个强大的武器，也是我所不能承受的最后一个。
如上所述，我们的对话导致了第一个版本的 Chessbase，这个名字很快就成为了职业棋类软件的同义词。1987 年 1 月，我尝试了一个早期版本的计划，准备在对付一个强大的团队的同时做个特别的展览。我在 1985 年差点就输掉了一场类似的比赛，同时对一个专业的德国联赛的 8 名成员。我已经厌倦了而且过度自信，尤其是因为我对大多数对手都不了解，没有办法快速为他们做准备。
在这场比赛中，我发现 ChessBase 将会改变职业棋局和我的生活。使用了由 Frederic 和 Matthias 给我的「00001」标记的 Atari ST 和 Chessbase 磁盘，我能够在不使用计算机的情况下提起并查看我对手的上个游戏。只有两天的准备时间，我感到很轻松地进入比赛，以 7 比 1 击败了对手。那时我就知道我要花很多时间在电脑前度过我的职业生涯，只是我还没有意识到究竟会花多少时间去对付他们。
几年之后，当一位采访者和摄影师来到我所住的地方时，足以说明电脑主宰国际象棋的速度之快。摄影师想要一些我在棋盘上的照片去搭配讲述这个故事。唯一的问题出现了，我没有棋盘。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完成的，Compaq 真正扩展了便携的定义。即使它重达 12 磅，也比带着纸质笔记本和一堆百科全书更轻松更有效率。当互联网使尽快下载最新的游戏变得有可能，而不是等待几周或几个月才能在杂志上发表时，这些优势就会积累起来。
很快几乎所有的大师都带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参加了每一场比赛，尽管在这方面出现了参差不齐的代沟。许多年长的棋手觉得他们太复杂，太陌生了，特别是在他们的传统训练和准备方法取得了几十年的成功之后。笔记本电脑也很贵，而且很少有旗手有我这样的的赞助协议和世界冠军奖金的优势。
计算机和数据库给国际象棋带来的变化，正是说明新技术是如何在整个行业和社会中采用的。我二十多岁时，数字信息浪潮席卷了国际象棋世界，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屏幕上玩游戏比在印刷材料上更有效率，这是真正的竞争优势。几年后，互联网的影响也同样巨大，极大地加速了人们之间的信息战。棋手再也不能指望用聪明的陷阱来迷惑对手了。
没有办法证明因果关系，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在 1989 至 1995 年之间，当 ChessBase 成为标准的时候，许多老玩家的迅速衰落与他们无法适应新技术有很大的关系。1990 年的评分表中有 20 多名在 1950 年之前出生的活跃棋手跻身世界前 100 名，到了 1995 年的时候只有 7 人。另一个例外是我伟大的竞争对手 Karpov，他出生于 1951 年，尽管不愿接受电脑和互联网，却在 50 多岁的时候一直保持在 50 名左右。他有着巨大天赋和经验，作为前世界冠军还拥有大量的资源，依靠同事的帮助进行研究，这是少数人的优势。
虽然电脑可能缩短了一些老玩家的职业生涯，但也使年轻球员的成长速度更快。就连我也吃惊地看着孩子们在一眨眼的功夫从一场比赛跳到另一场比赛，一场又一场的分析。随着我的职业生涯的发展，我不仅要面对每一位冠军的挑战来抵御下一代球员的挑战，而且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复杂的工具，这些工具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不存在了。我出生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这股浪潮，这一时机也使我站在前线，对抗日益强大的新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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